陆芳萍 , 杜玉华 | 国家-社会之外:城市“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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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01/15

新时代"两新"组织聚集区的社会治理存在着个体化的公共参与困境、异质化的组织嵌入困境和技术化的制度转型困境。以"两新"组织聚集区——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创新社会治理为例，从治理模式、治理方式、治理场域等视角，分析"国家-社会"二分法之外以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的独特机制，可以进一步揭示这种独特机制背后所蕴含的公共性价值和实现路径。

关键词：党建引领；两新组织；社会治理；困境；公共性   

作者简介：陆芳萍,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杜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D008);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包容性城市发展思路研究"(项目编号:19JJD840001);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的中国实践与转型社会学的建构"(项目编号:01701070005E00041)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一期

目录

一、新时期“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的困境

二、党建引领:两新组织社会治理的金融城实践

三、党建引领与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及现实路径

四、总结和讨论：在国家—社会之外，秩序和发展之间

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因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和实现机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运用和创新。2017年，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多元开放的党建服务阵地——金领驿站》获评第三届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在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随着经济成分和就业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就业的党员越来越多，基层党建工作不仅要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也要有利于企业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两新”组织聚集区的党建工作再一次引起社会科学界的热议，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转向值得注意和思考，其一是把“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纳入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视野，其二是跳出党建谈党建，把“如何发展党建”与“如何引领两新组织”相结合，即把基层党建工作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深化社会治理创新、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的角度相结合。基于此，本文从新时期“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入手，通过党建引领的金融城创新社会治理案例的深入分析，探讨如何可能建立一套与“两新”组织发展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以及这种模式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转向和实现路径。

一、新时期“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单位制的解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催生了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大大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伴随着两新组织的“去组织化”、成员的个体化以及制度的理性化过程，使国家与两新组织及其成员之间失去了有效的关联。新时代实现两新组织党的再组织化、实现城市的社会整合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近年来，“两新”组织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上海为例，连续几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50%。但是非公党组织一直处于持续社会建构状态的弱组织的状态，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大量党员脱离原有组织体流动到社会各处的现象，其动力和活力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担当起引领者的重任。主要是因为它面临着来自个体、组织和制度的三重困境：

(一) 个体化的公共参与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两新”组织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浦东的陆家嘴地区不仅汇聚了大量从事高精尖新产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海归，形成了包括受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党的重要阶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历经了从总体性社会向个体化社会的转变，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现代性的不断加深，其个体化进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进。私营经济和新出现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其成员在集体或者国家主导的机构之外找到自己的事业天地，个体从传统的家庭、阶级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第一轮的脱嵌，这一制度化和全社会性的脱嵌发生在实行过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单就个体化进程而言就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不仅如此，两新组织的主体成员是1970、8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像他们父辈那样经历这种深刻的脱嵌与转型，而是一出生就嵌入于现代化的个体社会中，在他们成人之后又进入了体制外的单位工作，从理论上讲，这造就了他们在制度层面和价值、文化层面的双重独特性。技术化的社会、原子化的个体，风险自负、奋斗自致的人生预设，使他们远离政治、对政治公共事务表现出冷漠，与社会和公共空间、事务失去了有机的联系。在两新组织工作的党员也存在组织观念淡薄的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很多企业在职务晋升与党员身份之间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导致一些党员员工一旦进入企业，便处于组织的真空地带，加之缺乏动力而未去办理组织关系转移等事项，甚至在一些外企，还会有亮党员身份的顾虑。

(二) 异质化的组织嵌入困境

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已超过50%。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建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跟其数量和作用的变化密切相关。然而党组织和“两新”组织是两个高度异质化的组织，党组织的嵌入和融合存在结构和功能层面的双重困难。从结构方面而言，有些企业家及企业管理层对在企业建立党组织会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排斥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担心企业党组织指手画脚、干预其生产和经营，影响其赢利和“自由”；有的怕企业党组织和党员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有着监督和与其抗争的危险；有的则认为党组织“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可有可无，致使党组织在企业结构中处于弱组织的状态。其次，从功能方面而言，新经济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业主经济理性人的人格特征，党组织的再组织化缺乏内生动力和活力，在人才队伍、物资保障方面对业主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但另一方面其作用的发挥又不能满足业主的真正需求。新社会组织作为相对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从理论上而言其功能的发挥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中，一般处于起步阶段的社会组织对于政府具有较大的附庸性，因此，新社会组织的党组织嵌入具有两个极端，一类的独立性非常强，因而在党组织的组建方面会表现得比较被动和消极，一类是对政府的依附性比较强，会积极寻求党组织的嵌入，希望在资源、活动空间、组织的影响力方面得到党组织的帮助，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功利主义的色彩。

(三) 技术化的制度转型困境

从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努力塑造以国家为主导、凝聚和吸引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新格局，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一次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意味着我国的公共性建设正日渐得到国家制度建设的呼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党建工作和“两新”组织治理的融合点，合理引导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不断提升区域社会建设水平，全力服务自贸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新时代社会公共性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过去十几年，我国全面加强了制度建设的理性化水平，这一方面促进了管理的科学化和高效率，但同时治理技术的精致化只在工具和操作层面作用于行政体制，而行政权力运行的布局和架构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不同级的地方政府和同级地方政府的不同区域都存在分权的现象，这就导致了公共空间、公共利益的部门化和碎片化。制度的理性化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具主义的膨胀，使得民主化正在相应的程序上得到固化，公众参与方式单一，仅限于满意度测评或社会评价，复杂的程序也导致大部分公众无法对公共政策发表实质性意见，影响力甚微。制度的理性化发展迅速与民主化发育不良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技术化的制度面临转型的困境，成为阻碍公共性生产的原因之一。

二、党建引领:两新组织社会治理的金融城实践

上海陆家嘴金融城的非公经济在整个上海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之自贸区的建立推进，其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也再一次得到提升，在这7平方千米左右的金融城里249幢高层楼宇，汇聚了约50万“两新”组织白领。“两新”组织是有别于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传统的体制内的组织, 属于体制之外的组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两新”组织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 就业的人口越来越多, 积聚的群众资源越来越多。加强两新组织的社会治理不仅是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能级的重要领域。

自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各种新建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需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以来，2004年上海率先提出了加强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2014年为了全力服务建设自贸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加强党在两新组织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综合党委探索创建了“金领驿站”，这是一个集“交流、服务、凝聚、引领”四大功能于一体的非公党群服务阵地和党建工作机制。党建引领的金融城社会治理已经运行5年，取得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实践中表现出有别于国家—社会范式的一些特质。

(一) 治理模式上，以嵌合式治理取代政府主导式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多元化参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然而，这些主体间关系在现实的国情、地域中由于城市化进程不同以及各社区发育情况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互动模式。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曾经存在着三种典型的治理结构模式，分别是以沈阳为代表的社区组织自治模式、以深圳为代表的市场主导的模式以及以上海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深圳罗湖模式的独特性是以市场化方式解决社区公共服务问题。采用优化社区治理结构的办法，整合社区内居民委员会、物业企业、城中村原籍居民的集体股份公司、下沉到社区的公共权威机构如社区警务室、司法调解室等各种力量，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但其存在资源配置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利益笼罩社会而使资本肆虐的风险。沈阳的自治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其自治只能说是小环境下的自治，其进一步完善可能还需要相应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力量在资金、资源和人力方面的广泛参与。以上海的政府主导型为例，其前提是政府拥有雄厚的财力，官员具有为社区居民谋福利的良好愿望，以及国家具有良好的规范官员行为的机制。但这种模式存在着效率不高和可持续发展性不强的问题。

这三种模式因时因势而异，有不同的前提基础，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以职场作为治理单元的两新组织聚集区的治理，不仅内含中国共产党对两新组织再组织化的战略布局，也关系着“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四者的角色、边界、有效衔接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按照公共性规范建构的一种公共服务和责任再生产的制度和互动机制。

当前城市社会的转型带来利益结构的多元化、矛盾冲突的加剧，在“两新”组织聚集区的治理中，存在着公共参与的困境、党组织嵌入的困境以及理性化的制度转型困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以及纯市场化的治理模式均不符合两新组织聚集区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客观现实，急需重构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机制和知识基础。这种治理的内在需求决定了国家—社会关系既不能是“国家中心论”的，也不能是“社会中心论”的、更不能是“纯市场化”的。一味地强调“强国家”，社会发展的趋势已然不允许，而在缺乏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下，如果过分强调“大社会”，把本来作为长期前景的治理状态简单化为眼前的目标，则可能破坏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而全能的“市场化”治理会存在不受国家力量的控制，易产生分利秩序，不断地剥夺边缘社会，在带来基层治理便利性的同时，也可能产生治理边界的异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如何在国家控制下有序地将两新组织等主体纳入治理过程，构建起一种以政党引领力为中心的“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融合共生的多主体合作型公共事务治理机制，以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增权？

一些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表明政党统合下的社会组织发展比政府主导更能提供发展空间。2014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根据市委1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的精神，在陆家嘴上海中心建立了首个“金领驿站”。该举措旨在以党建带社建,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通过发挥中国共产党高度自主性、超脱于国家、社会的特殊利益的优点，又充分调动民间力量推动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

一是政党力量自上而下的嵌入。党建引领的可能性或资源逻辑在于党在“国家—市场—社会”中的超越性地位，使其能够整合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陆家嘴国际化程度高，世界知名企业多，员工学历高见识广，个体化程度高，而且随着浦东自贸区的成立，公共事务急剧膨胀，利益结构多元化，区域整合困难，因此为了加强金融城的社会治理，实现公共利益，浦东新区成立了陆家嘴管理局综合党委，纵向上，划分10个片区，成立党总支，横向建立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依据片区再建立10个党建服务中心，确立以“金领驿站”为中心的社会建设枢纽。政党的力量自上而下嵌入金融城的治理之中，通过合法性构建使其制度化和结构化。

二是建立26个金领驿站，为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业自下而上的反向嵌入、参与社会建设提供平台，随着陆家嘴自贸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区域内企业和人员对社会基层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愿望与要求日趋强烈。综合党委直面挑战也抓住机遇，按照地域、行业、产业、特定人群灵活划分党建区域，在金融城楼宇、园区内建起26个金领驿站。鼓励各级党组织通过场地免费使用、借用、合用等方式，建立与不同类型企业合作的党建实体阵地，积极争取和发动区域内党建工作基础较好、工作积极性高、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党的积极推进走市场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道路；结合企业文化建设，以“公转带自转”，建立以企业党员为主体，吸纳部分群众参与的志愿者队伍，共同开展活动。

三是充分发挥“金领驿站”党建服务中心作为治理中间层弥合和协调的主体能力。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鼓励、支持、引导“两新”组织发展的政策体系，“两新”组织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多；政策执行中大量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一些政府部门为民营企业办事效率仍然不高等等。金领驿站通过构建上下互动、左右贯通的工作机制，一方面把“两新”组织利益诉求集中并及时反映给党和政府，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府服务进“两新”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对“金领驿站”党建服务中心的主导，延伸了党建工作臂膀，区域党组织与企业内部党组织内外协调，落实了对“两新”组织党组织的领导权、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权，克服党建工作对“两新”组织业主的较多依赖，变过去“以条为主”为现在的“条块结合”，拓展了党建功能，也增加了党建工作的自主性，逐步实现基层党建工作向“外循环、开放型”的转变。在定期的协商区域社会公共事务，动员开展区域和谐共建活动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协商平台和矛盾化解机制，使其成为连接国家力量和两新组织的合法载体，对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进行缓解和消弭，保障基层自治的有序推进。

(二) 治理方式上，以服务治理代替科层式治理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直接作用和影响于个体的价值观，全球化、信息化使得个体对于自由平等等现代理念的认同度急速上升，然而另一方面在现代政治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必然要走上科层制的道路，但是治理需要同群众开展协商，以弥补科层制的天然缺陷。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科层式治理因造成政党的认同危机、党务和业务两张皮、党政不分等为人诟病。在陆家嘴“两新”组织聚集区的社会治理中，面对体制外的大多数群众，中国共产党历来深谙“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要想达成社会整合的目标，必须要接近群众，认知群众价值观的差异性，从而得以发现和矫治差异，在坚持群众路线中提升执政的正当性。在金融城的治理辖区内，走群众路线始终贯穿在党建工作思维中。通过搭建以“服务”为重点的五大平台，即核心价值引领的平台、党群需求服务的平台、员工成长成才的平台、合法权益维护的平台、休闲交流联谊的平台，突破党建阵地仅为党员服务的局限，面向企业员工、楼宇、整个金融城开放。围绕“五个平台”的建设，探索了“文化团队”为载体的活动形式，并同步建立12个沙龙党支部。在活动开展的方式上，为白领的自主选择开辟通道和空间，通过“微心愿”的征集各种需求，再进行分类落实。面对个体化程度较高的“两新”组织白领，围绕健康、亲子、幼托、交友、心理、专业提升、法律援助为他们量身定制服务清单、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在组织层面，为促进和引领“两新”组织的发展，金领驿站通过“陆家嘴十大杰出青年”、“金融之星”和“海归精英”等评选活动不仅吸引了金融城企业广泛参与，纷纷推荐优秀人才，展示企业风采，还通过“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的方式，使青年人才的培育工作与企业内部的晋升激励机制相结合，不仅使双培工程得到了落实，推动了企业健康发展，也稳固了党对“两新”组织发展的引领作用，促进了党的建设和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 治理场域上，地域性治理兼顾流动性治理

据称陆家嘴金融城的企业每年的换手率大概在20%左右，生产经营不稳定，企业规模小是使这类企业中的党组织缺乏生存和活动的制度空间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现实的情境中，必须兼顾地域性和流动性两个因素。根据地域划分，陆家嘴综合党委在金融城楼宇、园区内建起26个金领驿站，相对于活动的两新组织而言，金领驿站的存在是地域性的、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外接的服务器，对企业而言，具有增能的作用。通过为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寻求关系的拓展，使企业的党组织通过金领驿站这个中心链接到更多的关系和资源，这对于以利润为导向的“业主”具有了根本的吸引力。从组织结构上，强调可变动性和网络建构性以克服企业和党员的流动性问题。比如它提出了企业入驻时“三同步”的工作模式，同步联系、同步进入和同步建立企业党组织，同时为了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它以党员“积分制”和党员“先锋卡”等具体举措，给党员的活动留下痕迹，增加党员活动的吸引力和稳定性。在治理边界上，具有开放的属性，依据公共事务所涉及的范畴而动态调整自己的治理边界。例如“金领驿站”根据陆家嘴区域统战对象集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汇聚，新社会阶层广聚的特点，通过打造“汇驿站”，展开区域联动，促进协同发展的统战工作模式，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沟通交流机制，充分调动驻区单位联建共建活力，整合各方资源，运用活动导入，以更具弹性和关联性的治理单元来重新组织基层社会的空间秩序以及为区域内的企业、党组织和个人定制贴心的服务项目。从治理技术上，新媒体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开辟了较大的流动治理的空间。金领驿站开通了“陆家嘴金领驿站”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心愿、云医院、图书终端、服务咨询、法律咨询、心理咨询这6个“微驿站”，集活动集锦、信息发布、职工就业等功能于一体，勾连起按照不同的需求和议题建构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处于不断流动中的群体和关系网络，通过微信发布活动信息等，贯通线上线下，增强服务覆盖辐射能力。同时党也实现宣传先进典型、传播正能量和主流价值观的引领目标。

三、党建引领与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及现实路径

对两新组织的党建研究，伴随着两新组织的崛起和发展，受到了党和政府、社会各界的关注，从政策、实践和理论都有众多的涉及。但是从某种角度说，两新组织的党建实践也好，研究也罢，常常将“如何在两新组织中发展党建”与“如何引领两新组织”的命题相混淆，这导致了现实中党建与“两新”组织发展两张皮现象，也引起了党对于如何加强在“两新”组织中的合法性基础问题的重新思考。

毋庸置疑，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而言，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持续改革与推进，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推进社会建设，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党对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战略从国家—社会范式中关于政党与政府作用的两个极端立场中走出来，它不再要么是无上的政治权威，要么是兜底的社会救济，而是政治统领，是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以贯之并在“共享”层面进一步推进了体制改革的深入。党在社会建设的领域的这一执政理念的转变与新时代社会根本矛盾发生了根本转变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分析党领导下的政府管理的价值标尺也由合法性转变为“公共性”，是在体制基础上如何发展了多元主体参与，人民共享社会经济成果从而催生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机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的研究也进入到对于“两新”组织的治理如何实现公共性生产的问题的思考。

党的超越性地位，使其不但具有实质上的领导权，更重要的是，它丰富了国家—社会二分法，实现“国家”“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沟通与整合。党建引领的陆家嘴金融城“两新”组织聚集区的治理不仅使党组织实现了在两新组织中的嵌入与黏合，更进一步打破了惯常的结构固化，推动了多元主体的过程互动。这种机制的独特性在于：

(一) 以政党力量催生社会“他在性”主体的产生

陆家嘴“金领驿站”是由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综合党委创建非公党群服务阵地，虽然带有政府和党建的色彩，但是政府部门更愿意用类似“跳出党建抓党建”、“陆家嘴白领的心灵家园”带有公共性理念来塑造它的价值。并且从解决“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公共空间和公共关系问题”、“非人情化关系的有效性”以及“发展出当代相互依存的公共关系”这样的可以操作化的层面建构了这样一个公共性的党群服务中心。这一转变体现了政府在新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对“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的反思，在公共性的框架下重塑政府角色的价值基础，以此改变了以党组织自身力量单打独斗的局面，撬动更多治理主体的资源和活力。

在社会治理结构多元化的今天，培育社会自治成为政府的一项新的职能——引导型政府职能。在陆家嘴金领驿站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着重发挥引导型的职能。两新组织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实现了资源的再分配，改变了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社会应当是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如果说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创造的是保护型职能，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干预型政府职能，那么显然传统的政府统治和管理都已经不能适应两新组织的新境况和新问题。因此，在陆家嘴的金领驿站，他们以“交流、服务、凝聚、引领”作为政府的四大功能，实现在交流中服务企业、服务员工，在凝聚中发挥党的政治引领作用，在服务中发挥引导型的职能。这种职能意味着对现代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抽离和重新嵌合，通过引导职能的供给而不是直接干预、强制安排的方式使社会秩序甚至政治秩序获得自主性生成。

(1)促使个体层面的自主性生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在教育普及、权威流失和新媒体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高度流动与竞争压力下，两新组织白领首当其冲成为个体化社会最具个体化特征的群体，他们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特别是相别于体制内的部分)脱离出来，并作为个体来选择、维持以及更新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他们依靠自己的奋斗获取新的社会位置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但是同时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是自我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的理性人。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民主时指出，恰恰是个体所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个体切身体会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之中。贝克亦一再强调，政治自由之于克服“自我一代”的弊端以及制衡市场体系而言尤为关键，唯有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社会权利等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个体才有可能顺畅地展开利他个体主义这种道德试验。也就是说制度设计要为个体之间可持续的日常交流提供支持，促使个体主义朝着道德方向发展。金融驿站之所以能够受到白领的欢迎，即在于他为白领的自愿选择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从传统中脱嵌出来的白领，在亲子抚育、教育成长方面依然存在的个体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金领驿站通过需求清单等举措，一方面切实解决白领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白领在自愿的状态下进行着个体之间持续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与志愿服务。从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是在承认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追求利益的正当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在照顾自我的同时也蕴含丰富的社会道德要素，从而为个体化社会的团结成为可能。

(2)引导企业自主性的生产

在转型社会背景下，金融城的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城市区域的社会整合、促进社会的发展。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社会治理与“两新”组织发展“两张皮”的现象。金领驿站为平台的党建工作之所以获得大部分企业的认可和支持，主要原因就在于其立足“两新”组织的发展需求，使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即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也为两新组织的业务工作服务，寻找两新组织支持党的工作、认同党的领导的内生动力。金领驿站针对白领的教育背景、职业习惯、兴趣爱好寻找契合点，满足了白领的多元需求，让他们对党组织产生归属感和向心力，将“企业文化”、“企业责任”、“企业发展”等价值理念镶嵌于“开明自利”的制度伦理之中，有效的发掘了“两新”组织的资源优势。通过搭建金领驿站这个服务平台，不仅打通了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关系也为企业寻求外向型资源提供了平台，从而改变了公共领域的资源供给结构和主体间的关系结构，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企业对党组织的信任关系的建立。

(二) 以关系建构开放的区域化党建场域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分析概念“场域”，它指的是集特定的社会结构、习性、权力和具体的行动者之间的型构关系，而形成的一种交往主体间性的关系状态。从宽泛的意义上，场域可以理解成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或地域，但在布迪厄的概念中它更是一种关系性逻辑的体现。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和流动的社会，两新组织聚集区的这一特征更加明显。但是虽然企业的流进流出，白领的归来离去，流动中的组织与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而解体，而是借着不同的议题以及新信息技术媒介的发展而构成大大小小不同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但这些社会关系网络的活动场域也并不一定能绕开地理地点而展开，只是在地理空间之外，在网络和流动的空间中获得了另一种组织的逻辑。按照这种组织的逻辑，以党建引领的陆家嘴金融城的社会治理遵循着流动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治理逻辑而展开，以关系式的开放的治理空间超越了封闭的领域式的空间想象。

(三) 以内容寻找新型共同体基础

当代城市社会的个体化、异质性和理性化与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产生了一系列未预期的社会后果，比如无公德个人和理性人的崛起，传统地域社会的共同性缺失、治理的公共性困境等等。异质性的现代社会，互助的需求已经大部分通过现代的社会管理方式加以解决，共同体存在消失的危险。不少研究当代社区建设的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如郑杭生认为这是因为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导致的人际关系疏松化和日常生活公共化所造成的，刘少杰认为这缘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群体不在场——社会的职业群体的主要生活在单位而非社区，社区只是他们休息的地方，因此他们不关心、也没有时间关心社区的发展，而陆家嘴金融城将社会治理的场域或者说共同体建构的场域从社区转到了职场。但是场域的转换、职业的相近性并不能天然地成为共同体的基础，在金融城的社会治理中同样面临着“在陌生人世界中构建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和“在价值开放多元的环境中构建社会认同度高的意义共同体”两大挑战。金领驿站党群服务中心扮演着服务型治理的角色，它将国家、市场和社会纳入统一的扁平化网络之中，形成三者之间的整合、关联与互动机制，同时为社会成员在微观层面中获取公共组织成员资格提供了可能条件。通过提供公共事务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内容促使金融城的企业和白领群体处于持续不断的交流互动中，以有效的服务内容寻找到新型共同体的基础，最终在政治整合的层面达成凝聚和引领的目标。

四 总结和讨论：在国家—社会之外，秩序和发展之间

首先，在党建引领的“两新”组织聚集区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部分超越于国家—社会的对立的特质。比如在国家—社会范式中党和政府是不分家的，政党和政府是处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威，而在党建引领的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强调的是党政分开，党在基层的存在是政治统领，在体制上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因而在协调“国家—市场—社会”主体间关系的时候具有超越性和优越性。其次，党的领导不必然同国家公共权力发生联系，而是以尊重基层治理自主性的原则，不以执政党的权威去强制其他主体遵从党的意志，以协商治理而不是替民作主的方式实现共治。再次，中国社会治理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而国家—社会范式追求民主制度的价值关怀。最后，党建引领的中国社会治理将秩序作为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前提，而不是将秩序视作对抗冲突、结盟妥协所形成的过程。

那么，党建引领的中国社会治理是否发展出了有别于国家—社会的方式呢？亨廷顿在关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研究中认为政治秩序是国家稳定和民生福祉的保障，在“两新”组织聚集区的社会治理中，两新组织的“去组织化”、成员的个体化以及制度的理性化所暗含的社会风险有可能为危及现实政治秩序或者未来的发展。通过经验研究，我们试图去揭示党建引领的中国社会治理的独特性是如何作用于中国政治社会秩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的，回应“如何发展党建”维持政治秩序、完成社会整合以及“如何引领两新组织”发展的问题。从这样一个线索来看，党建引领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是在保持社会秩序与寻求发展之间展开的。

不仅如此，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社会的风险性、社会整合的困境以及争议价值的普遍性，构成了社会公共治理的基本处境，现代治理需要更多的合作实践来满足日益复杂丰富的公共服务欲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因此，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需要直面“差异”以建构“他在性”的合作主体，恢复被中心化治理结构压制的公共领域及其对话机制，倡导养成协商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不只是维护秩序、促进发展的途径，也是培育公共精神、生产公共性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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